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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世凯墓的设计藏着怎样隐秘的含义?

2017-10-02 08:38

  ]尽管袁世凯当上了中华的第一任大总统,在形式上终结了帝制时代,但却又因登基做而遭到人民的唾弃。这种历史的吊诡与尴尬,难免向陵墓的修建者提出了一个难题。

  由于近年来一直在研究丧葬史,有学者曾不止一次提示我:相对于中山陵,袁世凯的陵墓同样应予高度关注。不过,我很快便发现,对袁氏的陵墓,现有关于袁世凯的论著不是一字不提,便是一笔带过。直到我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看到一部时期出版的《袁公林墓工报告》,才对袁公林的修建有了整体了解,同时也似乎明白了那位学者的用意。

  1916年6月,刚刚登基八十三天的洪宪袁世凯在举国的声讨、喧嚣中辞世。北洋专门于怀仁堂附近成立了治丧筹办处,以料理袁氏的丧事。为遵从其生前“扶柩回籍,葬我洹上”的遗愿,北洋决定将袁氏安葬于河南省安阳县洹上村东北隅的太平庄,并将墓地定名为“袁公林”。这一命名本身,便颇具意味。

  依据国务会议决议,北洋决定指拨银币五十万元用于袁世凯的丧礼及其营葬费用。然而,为袁氏购置墓地、修建墓圹以及移灵便用去了“泰半”经费。陵墓余下的其他主体建筑,已明显不敷使用。为了解决经费难题,负责为袁世凯修建陵墓的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以“袁公遗产不丰,未忍轻动;而库帑奇绌,难再请求”为由,联同段祺瑞、王士珍、段芝贵、张镇芳等人向各省大员“发起征资”,最后筹集到银元二十五万元,才最终解决了建筑经费问题。

  的修建,采取了工程招标的方式。这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,无疑也有着开先河的意义。经过招投标程序,兴隆木厂最终中标。自1916年6月始,至1918年6月14日止,袁公林的主体工程完工,前后历时达两年之久。据《袁公林墓工报告》记载,整座陵墓“占地一百三十八亩九分八厘八毫六丝九忽,支出银圆七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四元一角九分一厘”。修建而成的陵园“仿明陵而略小”,墓冢部分则仿效美国总统格兰特的“濒河庐墓”的形制建成,具有合璧的鲜明特色。

  整座袁公林坐北朝南。自南向北的主体建筑,依次为:土照壁、糙石桥、青白石桥、牌楼、望柱、石像生、碑亭、值房、大门、配殿、景仁堂、铁门、石五供和墓冢。上述建筑的分布以神道为中轴线,布局严整,错落有致。袁公林四周植有成排的杨树、柏树和槐树。陵园附近村庄之中,还分布着数量可观的祭田。

  落成的袁公林建筑群以景仁堂为界,前后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建筑风格。景仁堂前的建筑,一体为明清皇陵的建筑风格;景仁堂后面的部分,则是纯一色的西洋建筑。这两组风格迥异、截然有别的建筑群落,以“混搭”的形式,共处于同一墓葬空间中,具有极为强烈的视觉对比效果。

  土照壁、糙石桥、青白石桥、牌楼、望柱、石像生、碑亭等,在建筑样式上与明清帝陵可谓一脉相承。作为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,景仁堂更是袁公林中的典型建筑。景仁堂和东、西配殿,构成了一组四合院式的建筑空间。景仁堂大门为单檐歇山顶建筑,上覆绿琉璃瓦。大门的每一扇门板上,均有横七排、竖七排的铜门钉。铜门钉的排列与数量,一方面起着装饰门楣的作用,另一方面更是袁世凯仅次于帝王的身份象征。居中的景仁殿“一座七间”,殿内设有供桌,陈列着袁世凯的灵位和生前的衣冠剑带。东西配房“各五间”,主要用作祭祀人员的休息场所。

  在建筑材料上,除了传统的木、石结构之外,袁公林也有着不小的创新。最为突出的,便是部分建筑采用了“混凝土版筑之法”,在中国陵寝建筑史上颇具代表性。在景仁堂前面的建筑设施中,袁公林的牌坊便是用铁筋洋灰石子建筑而成。据《袁公林墓工报告》记载,修成的牌楼门“一座五间,内明间宽一丈三尺,次间面宽各一丈二尺,稍间面宽各一丈一尺。通面宽五丈九尺。中柱高二丈五尺五寸,次柱高二丈三尺五寸,边柱高二丈一尺五寸。柱宽二尺二寸,厚一尺八寸。各柱并上下额枋均铁筋洋灰石子成做。各柱顶上做洋灰望天吼一个”。

  按照原定方案,袁公林的墓圹部分本亦拟“采混凝土版筑之法为穹室,而隧道、石门、石墙等工附之”。但由于时局动荡,袁氏急欲将袁世凯先行安葬,“乃先在平原修砌砖圹”,以致“预拟穹室、隧道各工迫于时期,赶修不及”。在安葬袁氏的当天,与葬诸人均认为“砖质薄,难历久远”。因此,最终在墓圹四周“用混凝土坚筑……并为袁公夫人预留附葬吉穴,别为隧道于左方”。

  最后修筑而成的墓室和穹顶,整体呈圆形,由三层墓台隆起。圆丘式的墓台、古罗马式汉白玉石柱、虎皮墙、铁栏杆,所有这些建筑物,使景仁堂后面的墓地设施呈现出了浓郁的建筑风格。相关建筑自成一体,与景仁堂前的建筑群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。

  袁公林的这种建筑设计,显然要从袁氏自身的身份特征去寻求解释。作为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过渡人物,袁世凯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。其生活于晚清和初年,并都曾一度在上达到的巅峰。可以说,这一过渡时代与过渡人物的特质,在这座陵园中得到了最为集中而具体的体现。

  位于神道两侧的文武石像生,是袁公林的一处标志性建筑,同时也更能体现袁公林的时代特色。陵园中的文武石像生各有两座,均由青白玉石筑成。每座石像生“高七尺五寸,宽二尺五寸”,“须弥底座高二尺,见方三尺五寸”。石像生的装束,最具历史意味。文石像生头戴平天冠,身着仿古式官服,宽袍大袖,袖手而立,神情恭谨;武官则头戴元帅帽,身着西洋军服,肩披绶带,手握西洋军刀。一文、一武的两组石像生,猛然看来不免略显滑稽,但却是北洋建立之初服饰制度的具体体现,有着那个时代鲜明的文化特征。

  此外,作为古代帝王身份象征的望柱,同样是的地标性建筑,也是透视袁世凯身份地位的标志。碑亭,同样也是代表墓主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物。据《袁公林墓工报告》记载,碑亭中有“青白石碑一统,石踏跺四座”。石碑正面镌刻着北洋第二任大总统徐世昌手书“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”九个大字。墓碑上雕刻着数条翱翔云中的蟠龙。作为帝王的典型象征,龙的图案在袁公林中的多次出现,也着袁世凯类同于帝王的身份。

  如果将中山陵与袁公林两相比较,便不难发现,尽管两者在建筑形式上均兼采之长,但中山陵更多的是一座以西式风格见长的陵寝建筑,而则是一座以中式建筑为主体特征的陵寝。此外,中山陵的建筑,从内到外体现的都是一种现代文明和。用李恭忠教授的话来说,中山陵已成为现代的一种文化符号。而袁公林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从传统帝制向现代过渡的一个缩影。这种不同,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着这两位生活于同一时代,并且在生活中一度有着高度交集的历史人物,在特质上的明显不同之处。换句话说,相对于现代家孙中山,袁世凯主要还是一位传统型的人物。

  “袁公林”的建筑设计以及这一称谓本身,无不体现着袁世凯是帝王而非帝王、是总统而又非总统的墓主身份特征。在建造袁公林之初,田文烈等人即有言“斯兆域之经营,为国家典礼所关,亦中外观瞻所系”。很明显,田文烈等人意识到陵园的修建,必须与袁氏身为国家元首的身份地位相一致。不过,若仔细揣摩,便会发现,这里似乎还有一层更深的涵义不便点破:尽管袁世凯当上了中华的第一任大总统,在形式上终结了帝制时代,但却又因登基做而遭到人民的唾弃。这种历史的吊诡与尴尬,难免向陵墓的修建者提出了一个难题。因此,当如何修建一座符合袁氏的身份和历史地位,同时与时代又不相的陵寝,的确关系“国家典礼”,同时也攸关“中外观瞻”。不难发现,袁公林在建筑设计之初,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  至于当初北洋是如何讨论,并最终形成了袁公林这一建筑方案的,由于资料的缺乏,后人已不易得知。不过,从建成的陵园风格来看,个中却分明可看出陵园建设者的煞费苦心之处,同时也可看出其智慧所在。作为典型的建筑的结合体,袁公林亦中亦西、兼备的建筑风格,正如袁世凯作为从帝制时代向时代转型的过渡型人物一样,本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多面的文化品格。

  美国著名建筑史家肯尼斯弗兰普敦(Kenneth Frampton)在《现代建筑:一部的历史》中曾经有言:“现代建筑史既涉及建筑本身,也同样涉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实质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讲,如果说袁公林既是近现代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,同时也是理解近现代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,可能这样的一种说法并不为过。

  (本文原载于8月21日的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》,原题为《袁世凯的陵墓》,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)